文/雪峰山东麓
“可怜身上衣正单，心忧炭贱愿天寒。”我是在一个炉火温静的午后，重温这两句古诗的。白纸黑字，像两枚生锈的铁钉，猝然楔进心里某个从不轻易触碰的角落。那冷，隔着千年的尘烟，竟一下子有了骨肉的形骸，有了呼吸的重量，猛地将我拽回到一九七二年，那个大雪封门的年三十。
那时的冷，是具象的，是啃骨的。天还墨黑着，父亲、三哥和我，便挑着前几天从凤凰岭担回的木炭朝古镇高沙走去。雪粒子像细沙样打在脸上，簌簌作响。扁担压在十三岁的我肩头，一路吱呀，伴着脚下积雪咯吱咯吱的呻吟，是我们行进里唯一的、沉重的节拍。三十多里小路，仿佛没有尽头。行不足十里，我的双肩早已红肿，并发出钻心的疼痛。心里却揣着一团小小的、烫人的火：父亲允诺了，卖了炭，就去吃一碗九分钱的光头面。那碗想象里油汪汪、热腾腾的面，是悬在疲惫身躯前唯一的亮光，支撑着脚步在没踝的雪地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素有“小南京”之称的高沙古镇，我第一次来了。但当集市终于在视野里呈现时，我心里的火苗，几乎被眼前的景象浇熄了半截。长长的人字街两旁，密密麻麻，全是蹲守着的人与担子。一捆捆的柴，一篓篓的炭，都沉默地排在雪地里，主人袖着手，跺着脚，眼神空茫地扫过寥寥的行人。我们的担子，寻了处空隙落下，立刻也成了这沉默行列里，无人问津的一份子。雪越下越紧，从绒毛变成鹅羽，一层层覆盖在炭篓上，也覆盖在希望里。我蜷着身子，看着父亲和三哥呵出的白气，又迅疾消散在寒风里。身上的单衣，早被汗水打透，寒气如针，密密地扎进肌骨，全身直打哆嗦。可那时心里翻腾的，竟不是对严寒的畏惧，而是一遍遍的、焦灼的祈愿：再冷些吧，天再冷些吧!冷了，炭才好卖，才有人要。此时，白居易笔下那个“心忧炭贱愿天寒”的老人，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文学形象，他就是雪地里每一个咬着牙关的农人，是我的父亲，是我自己。
然而祈愿落了空。日头从苍白到昏黄，我们的炭，始终无人瞥上一眼。集市渐渐散了，喧嚣退去，只留下满地的泥泞和更砭骨的寂静。那碗企妄中的光头面，终究成了泡影。最终，父亲叹了口气，寻了处相熟人家的屋檐，将三担木炭紧紧挨墙根放好，算是寄下，盼着下一个圩日能有个好运气。回去的三十多里路，肩上虽无重担，可心里却像压着未卸下的担子，更沉了。腹中的饥饿，此时像一头苏醒的猛兽，凶狠地抓挠着。实在饿得双眼发昏，全身虚汗直冒。三哥低声道：“看，萝卜地。”我们便做贼似的，溜到路边的地里，哆嗦着手，各自从冻土里扯出两个瘦小的萝卜。在袖口胡乱擦去泥雪，一口咬下，那清冽、辛辣又带些土腥的汁水迸开，瞬间冰透了牙根，却也勉强压下了胃里那团烧灼的空虚。许多年后，我尝过无数珍馐，却总也忘不掉那个寒冬傍晚，生萝卜划过喉咙的，那一道凄凉的甜与冷。
是的，那时是真穷。村里穷，家里更穷。大哥、二哥、姐姐，一个个像长硬的翅膀，分出去垒了自己的小窝，已属不易。父亲已五十有二，但肩上的担子依然很重。我在男孩中排行老四，下面还有老五、老六正在读小学。那次卖木炭的经历，不过是无数个黯淡日子里的寻常一页。绝望吗?似乎是有的，但又被一种更强大的、求生的欲望覆盖了，就像雪，最终会覆盖住大地的一切沟壑与颜色。
转机出现在一九七七年。恢复高考的消息，像一声春雷，炸响了冻土。我本有上高中的微末荣光，作文与数学也曾全校榜上有名。可“人贫志短”四个字，像一道无形的枷锁。权衡再三，我颤着手，在志愿表上填了中专——邵阳卫校。那是能最快“吃上国家粮”的途径。当录取通知书真的到来时，全家对着那张薄纸，欢喜得近乎惶惑。那不仅仅是我的前程，那是整个家庭，终于能从泥土里微微探出头，喘一口气的希望。
离家的行囊是瘪的，仅生产队长送我五斤粮票，父母塞给我五元零用钱，大哥送我一本笔记本，姐姐送我一件衬衫和一节外衣料，二哥送我十个鸡蛋。三哥帮我挑着行李送我到洞口汽车站，看着我挤上发往邵阳的客车。但父亲的牵挂，却沉得坠人。入校后不久，竟收到他从牙缝里省下的五斤粮票和五元钱。信很短，字迹歪斜，只说：“莫饿着。”我捏着那几张汗津津的票子，像捏着一块烙铁。我比谁都清楚，生产队里一个劳动日才值两角七分，这五元钱，是父亲在泥土上，顶着烈日或寒风，刨挖近二十个工作日的价值。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把这事，连同那咸涩的滋味，一同写进了日记里。
没想到，这无心的记录，被细心的组长看到。他什么也没问，只是默默报告了班主任。不久，我便被评上了甲等助学金。每月十四元，扣除食堂十二元伙食费，竟还能剩下两元。我赶紧写信回家：“爸，以后不要再寄钱了。”这每月两元的“盈余”，是我人生中第一笔可以自主支配的“财富”，它让我在严冬的寒气里，能挺直些脊梁。
也正是在那样的天气里，同学马代钊，那个个子高高的、总是笑眯眯的同伴，将他一件半旧的棉衣外套，不由分说地披在我身上。“穿着，别嫌。”他说得轻描淡写，仿佛只是递过一本书。那棉衣带着他人的体温，宽宽大大地罩在我身上，隔绝了窗外的寒风。面子?在那样的温暖面前，我完全顾不上了。我只是深深低下头，让领口粗糙的棉布，蹭过发烫的眼角。
如今，我已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。国家发的退休金，让我得以在这样一个安适的午后，守着暖气，读一首古诗。窗明几净，衣食无忧。可当我放下书本，望向窗外，看见那些穿梭在楼宇间，在风雨里疾驰，甚至不顾红灯与危险的外卖员时，我的心，又像被那两句古诗烫了一下。
他们或许不曾从凤凰岭担回过木炭，不曾将卖不掉的货物寄存在陌生的屋檐下，不曾因饥饿啃过雪地萝卜。但我知道，那被算法精准计算的时间，那顾客一个“差评”就可能扣掉半天收入的惶恐，那风里来雨里去的奔波，其内核，与当年雪路上那个饥肠辘辘、忧心炭贱的少年，并无二致。那都是生活沉重的扁担，压在肩头;都是对一份“温饱”最急切的渴望，烧灼在心口;都是在用身体的极限，去兑换一个家庭微微向上的希望。
炉上的水沸了，呜呜地响，将我的思绪拉回。室内温暖如春。我心中没有廉价的怜悯，只有一种深切的、近乎疼痛的懂得。我想起父亲省下的五元钱，想起马同学那件宽大的棉衣，想起学校代表人民政府每月准时发放的助学金。个体在时代与命运面前的微渺与坚韧，固然令人慨叹，但那些来自他人、来自制度的哪怕一丝微光与托举，才是雪夜行路上，真正让人不致冻毙的暖意。
我无权劝慰谁“一切都会好起来”。我只能对着窗外那些匆忙的身影，对着记忆里那个啃雪地萝卜的少年，在心里，深深地鞠上一躬。然后，像当年我的组长、我的老师、我的同学那样，对那些为生活咬牙奔波的人们，报以一份安静的尊重。在接过外卖时说声“谢谢”，在耽误几分钟时道句“没关系”，在风雨天里不轻易打出那个苛刻的差评。 这或许是我这个曾“愿天寒”的卖炭少年，在穿越无数风雪后，所能给出的，最郑重的温暖与回响。
乙巳年腊月十六深夜于长沙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