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深入探究运河漕运与科举文化的渊源关系，挖掘 “因河兴城” 的历史文脉，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“科举之路，运河寻踪”实践调研团队于2025年8 月5日至7日赴山东聊城、阳谷、临清三地开展专题调研。团队在历史学院副院长丁修真教授、聊城大学王玉朋副教授的联合指导下，实地考察十余处文化遗址，以实证调查、田野考察等方式，解码大运河与科举制度交织共生的历史密码。
聊城探源：解码运河与科举的共生之始
8月5日，团队首站来到素有"江北水城"美誉的聊城，开启了探寻运河与科举的调研之旅。
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山陕会馆以其精美的木雕、石雕、砖雕“三绝”和详实的碑刻记载，成为研究晋陕商帮与科举士人关系的重要窗口。团队成员通过识读碑文，梳理商号捐资名录与会馆营建历程，发现商帮不仅为科举士人提供经济支持，还通过修建会馆、书院等方式参与地方文教建设，形成“商帮—科举”的良性互动。登临明代光岳楼，团队重点考察了二楼文昌阁供奉的“文昌帝君”及历代文人题咏碑刻。这座乾隆御题的“天下第一楼”不仅是运河沿岸士人登高赋诗的雅集之地，其空间布局更体现了科举文化的信仰与象征意义。团队成员感受到了“光岳楼是运河城市文脉的“活化石”。
在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，团队系统梳理了从春秋邗沟到京杭大运河的变迁史，重点关注山东段运河对科举人才流动与文化传播的影响。漕运文书、河道模型等展品显示，运河不仅是经济动脉，更是士人北上应试、典籍流通的重要通道。随后团队还走访了聊城大学运河研究基地，考察钱氏族谱、临清贡砖、民族交融史料等实物材料，以及基地珍藏的清代科举士人墓志铭、运河沿岸书院档案等文字记录，为团队后续研究“运河—科举”互动提供关键学术性支撑与史料佐证。
阳谷寻脉：探寻漕运工程中的文明互鉴
8 月 6 日，团队转赴阳谷县，聚焦漕运工程与地域文明的深度关联，探寻运河与科举互动的基层实践。 团队首站考察明代周家店船闸遗址。团队成员实地勘测石砌闸槽结构与水文痕迹，分析古代漕船通航机制。王玉朋副教授指出：“此闸控扼运河要道，是明清漕粮北运的关键节点。” 在七级运河古镇，团队踏勘青石板街巷与码头遗址。通过比对地方志记载，还原“金七级”商贸盛景——鼎盛时期商船云集，形成南北货品集散中心。丁修真教授强调：“古镇格局是‘因河兴市'的活态标本。”
在张秋下闸(荆门下闸)，团队分析元代船闸构造原理，在老师指导下明晰了闸门启闭机制，回望了在岁月长河里运河治理的历史脉络。 最后，团队赴八里庙治黄碑、陶城铺渡口考察，感受黄河改道对运河的发展变化的影响，探讨明代徐有贞“塞疏浚并举”治河方略的历史价值。
临清溯韵：感知碑刻与建筑中的科举记忆
8月7日，团队一行来到聊城临清，实地探寻大运河与科举制度之间的深层关联。通过寻访历史遗迹、解读文物碑刻，深入感受大运河与科举的交融共生。
调研团队首站抵达临清舍利宝塔。该塔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九年(1611年)，与通州燃灯塔、杭州六和塔、镇江文峰塔并称“运河四大名塔”。团队成员重点考察明代碑刻，通过现场识读，进一步厘清建塔经过、筹资情况及窑户信息等，为研究当地明代建筑史与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。
午后，团队沿运河故道探访了临清闸与运河钞关。临清闸曾是调控漕运的关键设施，后因运河改道而由闸改桥，更名为“问津桥”。紧邻其侧的运河钞关，鼎盛时期，年入税银居运河八大钞关之首。作为大运河沿线现存唯一钞关旧址，这里不仅见证了运河经济的繁华，更蕴含着丰富的廉政与社会治理历史信息。随后，团队来到元明运河交汇处的鳌头矶。这座明代楼阁因“鳌头”探水造型得名，由鳌矶坊、吕祖堂等组成。明代临清书法家方元焕题写的“独占”二字，既摹其形，又寄寓“独占鳌头”的科举祥瑞之意，成为运河文化与科举意象交融的典型象征。其作为与京杭大运河关系密切的古建筑，保存完整，是研究明清大运河文化的实物资料。
在临清市博物馆的“临清历史沿革展厅”中，队员们系统了解了临清作为运河咽喉、商业都会和军事要塞的发展历程;在“碑刻展厅”中，宋明时期的墓志铭、纪事碑等石刻文物，以原始档案的形式呈现了家族故事、社会变迁及历史事件，让团队成员真切触摸到了临清深厚的历史文脉。
此次调研团队成员从实地考察后中深刻认识到，大运河不仅是一条贯通南北的经济命脉，更是一条承载中华文明基因的文化长河。三天的实地考察，让团队从商帮碑刻、水利工程、科举建筑等多个维度，触摸到了运河与科举文化的深厚积淀。未来，成员们将继续深化研究，继续保护、传承和利用好大运河文化。（历史学院 文/王雅南 图/实践团队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