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河之南，百年薪火。在黄河南岸的开封古城，河南大学已走过百余年风雨。青砖灰瓦的大礼堂静立如初，铁塔湖畔的钟声穿越时空，见证着一代代学子从“明德新民，止于至善”的校训中汲取力量。他们或埋首书斋，或投身家国，或挥洒才情，用不同的人生轨迹诠释着同一份精神底色——这所大学从不培养精致的利己者，而是塑造心怀天下的“大写的人”。
学术篇：板凳甘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半句空
1923年，冯友兰从中州大学(河南大学前身)哲学系毕业时，或许未曾想到，他将在战火纷飞中完成《中国哲学史》的写作。抗战时期，河南大学西迁至嵩县潭头镇，师生在破庙里点油灯授课，冯友兰却在此写下“贞元六书”，提出“人生四境界”说。他说：“哲学不在高阁，而在解答民族精神的困惑。”
这种“为往圣继绝学”的使命感，同样流淌在历史学家邓广铭的血液里。1936年，他自河大历史系毕业，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宋史研究。一箱手稿、一盏孤灯，他在《岳飞传》中写道：“历史不是冰冷的文字，而是一个民族的脊梁。” 在河大，学问从不是独善其身的游戏。从冯友兰的“境界论”到邓广铭的“宋史重构”，他们的研究始终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，这正是河大学术精神的真谛——以学问滋养土地，用思想照亮前路。
家国篇：书生亦有凌云志，一寸丹心图报国
1948年，侯镜如站在淮海战役的阵前。这位曾就读于河南大学理科的将领，前半生是潜心科研的学者，后半生是为国征战的军人。当有人问他为何弃笔从戎，他答：“实验室能救国，战场亦能救国，但总要有人去直面黑暗。”
而另一位河大学子王实味，则用生命印证了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悲壮。他曾在延安写下《野百合花》，以笔为剑批判现实，最终在时代洪流中陨落。他的悲剧，恰似一株倔强生长的野百合——虽被风雨摧折，却让后人记住了理想主义者的纯粹。
无论是侯镜如的“双面人生”，还是王实味的“孤勇者”之路，河大人的选择始终指向同一个答案：读书人不仅要“为天地立心”，更要“为生民立命”。
文艺篇：铁塔风铃犹在耳，且以歌哭写苍生
1958年，周而复的《上海的早晨》轰动文坛。这位河大中文系走出的作家，用冷峻笔触记录时代巨变。他说：“在河大读书时，老师总让我们去市井听百姓说话，文学若脱离土地，便是无根的浮萍。”
更令人惊叹的是音乐家马可的故事。本是河大化学系高材生的他，偶然接触到民间音乐后毅然转行。从陕北信天游到歌剧《白毛女》，他将理工科的逻辑思维融入创作，谱写出“旧社会把人逼成鬼，新社会把鬼变成人”的旷世绝唱。
河大的人文教育从不设限。周而复的“现实主义笔锋”与马可的“科学化音乐创作”，印证着同一真理：真正的文艺，必扎根于人民的悲欢。
当代篇：老校新枝再逢春，精神不灭薪火传
2022年，张锁江院士接任河南大学校长。这位从河大化学系走出的科学家，在实验室攻克离子液体技术难题后，选择回归母校。如今，他推动“双一流”学科建设，让百年老校焕发新机。
而在文学院，作家梁晓声虽非河大校友，却以教师身份延续着人文火种。他的《人世间》书写平民史诗，课堂上常对学生说：“河大的底蕴不在高楼，而在每个学子心里种下的良知。”
从张锁江的“科学家治校”到梁晓声的“文学课堂”，新一代河大人正以不同方式证明：百年精神从未褪色，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生长。
何谓河大精神?答案在历史，更在脚下。冯友兰书桌上的油灯、侯镜如行军箱里的讲义、马可手稿上的音符……这些碎片拼凑出的，正是河南大学的精神图谱： 它既有“板凳坐得十年冷”的学术坚守，也有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家国担当;既容得下实验室的理性之光，也盛得下文艺的人性温度。 今天的铁塔湖畔，学子们依然传诵着老校长林伯襄的话：“教育贵在培养完整的人格。”而这，或许就是河大校友群像的最好注脚—— 他们的人生或许各异，但灵魂深处都镌刻着同一行字：以学问致良知，以生命答时代。(河南大学 周佳涵)
